在广袤的中国乡土社会，一幅看似矛盾却又无比现实的图景正悄然蔓延：一方面是严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国家意志，另一方面是田间地头不断隆起的新坟冢。这种被称为农村“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现象，并非简单的资源争夺，而是传统观念、制度变迁与现代化进程相互交织的复杂产物，其根源深植于社会结构的肌理之中。

　　从文化心理与制度供给的维度审视，传统殡葬观念与土地制度变迁的错位构成了核心矛盾。数千年来“入土为安”的丧葬伦理已内化为农民的精神信仰，坟墓不仅是安葬场所，更是家族血脉与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这种根深蒂固的“土葬情结”在城镇化浪潮中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因社会流动带来的身份焦虑而强化——豪华墓穴成为部分新富阶层彰显孝道与社会地位的文化符号。与此同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改革在赋予农民长期稳定土地权益的同时，也间接强化了其对承包地的排他性支配意识。当公益性公墓等现代殡葬设施因资金不足、规划滞后而供给短缺时，将承包地转为家族墓园便成为自然选择，这种制度性缺失使得农村“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矛盾日益尖锐。

　　若将视角延伸至社会经济结构层面，则会发现人口结构剧变与乡村治理弱化共同加剧了这一困境。随着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空心化村庄里的老年群体更倾向于通过操办身后事来寻求人生终局的仪式感与尊严，而留守社区对违规土葬行为的约束能力已大幅削弱。基层行政组织在殡葬管理执法中常陷入两难：强制平坟极易引发激烈冲突，而放任自流又导致耕地侵蚀不断蔓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种土地占用具有不可逆性——坟冢一旦形成，几乎不可能复垦为优质耕地，这意味着每一座新坟都在永久性地压缩着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这种代际资源转移的隐性不公，使得农村“死人与活人争地”问题超越了当下，成为关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挑战。

　　破解农村“死人与活人争地”的困局，需要超越简单的道德批判或行政强制，而应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当务之急是完善殡葬公共服务供给，通过生态葬奖补政策、村级骨灰堂建设等举措，为传统殡葬观念转型提供物质依托。同时，应探索将殡葬设施布局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实现生命礼仪与土地资源管理的有机衔接。最终目标是在尊重文化传统与保障发展权益之间找到平衡点，让生者与逝者各得其所，使有限的土地资源既能滋养当代人的生活，也能安放对祖先的敬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地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