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联，作为中国丧葬文化中一种凝练而庄重的文学形式，素来以寄托哀思、颂扬美德、总结生平为核心功能。它以寥寥数语，承载着生者对逝者的终极评价与情感投射。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随之浮现：在这样一方旨在“盖棺定论”的尺素之上，挽联是否可以，或应当，表达对逝者生活方式的批评？这触及了礼仪的边界、真实的重量与人性的复杂。

　　从传统礼法与社交伦理审视，挽联的核心精神在于“哀敬”。古人云：“墓前莫论是非。”在逝者已矣、亲属悲恸的场合，公开的批评被视为不合时宜，甚至是一种失礼与冒犯。挽联的措辞讲究“隐恶扬善”，侧重于追念其贡献、品德与情谊，以慰亡灵，安生者之心。其社会功能更倾向于维系和谐，巩固家族与社会关系。因此，纯粹从传统范式出发，挽联并非表达批评的恰当载体。对逝者生活方式的异议，若确有表达必要，往往通过私下的追忆或更为隐晦的历史评述来完成，而非在庄重的挽联中直抒胸臆。

　　然而，若将视野拓宽至文学真实与人性深度，此问题便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挽联的本质仍是文字创作，而伟大的文学从不回避真实与复杂。倘若逝者的生活方式是其人格不可分割、甚至影响深远的部分，完全回避是否意味着一种美化或沉默的谎言？某些情况下，含蓄而深刻的挽联，或许能通过艺术化的处理，勾勒出逝者真实的、多面的轮廓。例如，对一位一生特立独行、争议不断的文人，挽联中“独行蹊径甘寂寞，笔落风雨任评说”的表述，既包含了对其选择的理解，也暗指了其生活方式带来的孤独与争议。这并非严厉的指责，而是一种带着悲悯的忠实记录，其批评意味蕴藉于叹息之中，而非表面的贬斥。

　　综上所述，挽联是否可以表达对逝者生活方式的批评，答案存在于“度”与“艺”的微妙平衡之中。直接、尖锐的批评确有悖于哀悼的初衷与礼仪的规范。然而，高明的挽联创作，并非只能歌功颂德。它可以通过委婉的笔触、辩证的视角，将逝者生命的全貌——包括其选择带来的后果与评价——融入哀思的经纬。这种表达，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试图在终极的告别里，达成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与和解：我们哀悼的，是一个真实而完整的人，而非一个被全然净化的符号。最终，挽联的最高价值，或许不在于单一的颂扬或批评，而在于它能否以真诚与智慧，承载起生命的重量与复杂，让哀思因真实而愈发深沉。